缚冯愔者，必黄防也（《后汉·邓禹传》）。

兵中所以为危险者，外对敌国，内有奸谋不测之变。昔邓禹中分光武军西行，而有宗歆冯愔之难，后将二十四骑还洛阳，禹岂以是减损哉？来书恳恻，多引咎过，未必如所云也（《魏志·徐晃传》注引《魏书》。）。

对：天下之事，形虽不同，而其理则一。所为异者，患在不得其要，苟得其要而持之，若举目而提其纲，挈裘而振其领也。夫何故？原其所始，要其所终，归而已矣。是故有难易之说者，其形也；无难易之说者，其理也。世之说曰：「创业诚难，守文不易」。而后之议者又以中兴为尤难。且天下草昧，群雄竞逐，攻破则降，战胜则取，兹创业之诚难。富贵则骄，骄则淫，淫则怠，兹守文之不易。中兴之事，则兼而有之，此所以为尤难。故曰：有难易之说者，其形也。天之所以授人主者，非以其人心之归耶？人心所在，天命随之。《书》曰：「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」。又曰：「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」。然则理之所在，在不失人心而已矣。故曰：无难易之说者，其理也。尝谓天之废兴，犹一身之安危，其所以扶衰而已病者亦不异，顾医何如耳。明者见形色于未病之先，故为之也易；昧者究脉络于已病之后，故为之也难。夫医国亦然。上有秕政，下有幸民，本末舛逆，首尾衡决，凡可以驯致败乱者，皆病也。昔贾生当文帝治安之时，痛哭流涕，以为深忧。其说以诸侯势强为病肿，夷狄嫚侮为病痱，盖未形而见之。然生自谓医能治而上不使者，顾元气未大损也。形脉病而元气存，则文帝不用贾生，而生之说虽验于后，国终不亡。如其不然，生且望而去之矣，又奚以痛哭流涕为哉。故医国者必视其元气存亡多少为决，所谓国之元气，则民心是矣。夫谓之中兴，则国既病矣，既绝而复苏矣。然先世之德泽在于人心者岂遽亡耶？故愚不敢以为甚难而不为者，有可因之势数也。自昔所谓中兴之君多矣，然未尝无可因之势。周之宣王也，汉之光武也，唐之肃、代也，晋之元帝也，此明问之所及也。其一时将相，在宣王时则有若仲山甫，在光武时则有若邓禹，元帝则有王导，肃、代则有李、郭，君臣之间，所以扶持颠危，恢复大业。顾其事不同，而其势则皆有所因。何也？三代而下，享国之尤长者莫如周。周自后稷始封于邰，再传至不窋而失其国。公刘继之，改修其政，去邰而国于豳。又九传而至太王，獯鬻迫之，去豳而国于岐。文、武继之，遂有天下。又九传而至厉王，犬戎迫之，失其大业。宣王继之，内修政事，外攘戎狄，而周室中兴焉。三代如周，无以加矣，然失国者再，失天下者一，或迫于獯鬻，或迫于犬戎。然而不亡者，岂世世修德在人心者固耶？故山甫之所以辅其君者，虽不多见于经，凡宣王之所以劳来安集其民，与修政事、攘夷狄之实，盖山甫出将入相之力也。汉纪二百而中绝，然高祖开基，规模弘远；文、景继之，以德化民，敦本节用，轻徭薄敛，所以结民心者厚矣。当时未见其效也，至强臣擅命，国纪已绝，天下之心犹惓惓焉思汉不忘，则惠泽之入人心为何如哉。光武之初，百姓见司隶官属，且驩然相庆，以为不意复见汉官威仪，则是思汉之心既久而未忘也。唐自高祖起义兵，既消群盗，太宗继之，修教化、明政刑，以府卫养兵，以口分世业授地，以租调任民，百姓安业，为日久矣，贞观之治，比隆成周。又开元二十馀年之间，天下熙洽，外户不闭，行粮不费，则惠泽之在民心固深。安史之乱虽生于所忽，而肃宗以太子起灵武，代宗以广平王相继靖难，克复西京，再安社稷。当是之时，功归郭、李，不可訾也，宰相如苗晋卿、裴冕辈，何能为哉！然则宣王也，光武也，肃、代也，席祖宗之世德而兴者也。若元帝则不然，悯、怀之难，晋祚既绝，元帝以琅琊王渡江，承孙氏累世之旧，皓首淫虐失民，而司马氏之德泽亦未有以结江左之心，故愚以王导佐元帝之兴为尤难。然所恃以兴者何也？中原之毒方炽，而人心易收也。观导等请用顾荣、贺循等，谓之以收人心，则亦不可谓无所因矣。呜呼，羯胡乱华，生民涂炭，导之佐元帝也，宜若捕龙蛇、格虎兕，不得斯须暇也，顾乃开设学校，宾礼贤才，措事业于雍容谈笑之间。其后谢安为相，亦以雅量镇之，议者讥其以清谈废务，浮文妨要，终不为变。此两公者，岂智识有不及耶？意当是时，中原方乱，人心虽曰易收，亦或易危，未容以威猛胜慑之也。然江左立国，既不能与周、汉并隆，又不若肃、代之能克复旧物，岂其世德之厚薄异耶？故中兴之功或系之将，李光弼、郭子仪是也；或出入将相之间，山甫、邓禹是也。然议者谓再造汉室，禹为元勋，岂耿、贾、吴、祭之徒卒不敢与之齿耶？自冯愔之叛，禹之威望亦少损矣，然而功不减焉，何也？关中天下之根本，且汉之旧，人心之所依归者也。萧何任关中之寄，以基帝业，为时宗臣，则禹之功独高者，亦岂以关中之重为能佐佑中兴耶？洪惟我宋之兴，为民立极，拨天下之乱而反之正，人心乐推，神器自至。卜宅梁汴之间，非有太行、孟门、羊肠、伊阙以为塞，非有洞庭、彭蠡、沔川、汉水以为池，立国百七十年，无一日犬吠之惊，其所恃以为强且固者，人心而已。故祖宗以来，所以惠养元元甚厚，而德泽渗洒在人膺肺间，虽千万年不忘也。承平既久，衅生边隅，远人犯顺，躏蹂京邑，于兹六年矣。圣主忧勤，夙夜图回事功，阅日既久，未见赫然振起之象。然有志之士，愿有献于上者，亦以人心未忘，有可用之势而已。今明问以四代任人之方，与其将相救时之得失，孰可以为法于今，且在当时有遗憾，而可为后世鉴者，颇使论之。愚固论其略矣。抑复深维天下之事，所以不克济者，患在于不为，而无患其甚难。故圣人畏无难而不畏多难，以其因难而能图也。又况祸福倚伏之理为未易料者。昔吴王夫差既胜齐，伍子胥曰：「天之所弃，必骤近其小喜，而远其大忧。使吴不得志于齐，而以觉悟王心，吴国犹世。今天禄亟至，是吴命之不常也」。未几吴果灭于越。吴人侵楚入郢，楚人大惧，令尹子西独喜曰：「乃今可为矣」。夫战胜人所喜也，而以为大忧；丧败人所废也，而以为可为，则是祸福倚伏之理果不可料，而不可不为者也。如其不为，而俟天命之自回，人事之自正，敌国之自屈，盗贼之自平，庸有此理也哉。愚愿圣主与二三大臣蚤夜以思，凡可以收人心而服之者，悉举而行之。于此有二说焉。人主忧勤，寅畏天命，侧身修行，罔敢暇逸，然后能服人心，宣王之事是也。大臣至公，黜陟明允，选用群才，皆从人望，然后能服人心，王导之事是也。虽然，用贤不可不尽，去邪不可不力，何则？贤者之于君也，以礼进，以义合。所言而从，则将继此以进其所未言；所行而信，则将继此以勉其所当行。苟有疑焉，则亦已耳。以邓禹之智略，而遇光武之君，受任之间，犹有所愧，而况其他乎？君子小人之不相容，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。君子得位则斥小人，小人得志则害君子，此理之必然者也。尝怪光弼之勋业若此，而不肯离军中，君臣之间，不能无疑。代宗虽厚抚其母，终不一至朝廷，岂以谗邪之人为可畏耶？光弼且然，而况于馀人哉！故曰，用贤不可不尽，去邪不可不力也。然则在当时有遗恨，而可为后世鉴者此欤。呜呼，君子小人不可不先辨也。君子阳也，小人阴也。犹人之身，少壮则多阳，非无阴也，阴不能胜阳而反制于阳；老耄则多阴，非无阳也，阳不能胜阴而反制于阴。方天下盛时，固多君子，及其久也，听用原情之术不至，浸淫至于衰。小人者以类至而日胜，以至于无君子，则亡矣。故善养生者，求所以辅阳而消阴；善医国者，求所以进君子而退小人。顾中兴岂难哉，惟上之人勉焉。若以为甚难而不为，则愚不知也。谨对。

善用兵者，识用不用之宜，而后能以全争于天下矣。夫战久胜则兵不可用，敌已惧则兵不必用。不可用而用之则挫，不必用而用之则劳。劳且挫，则敌人反得乘其弊而覆之，上损国家之灵，下亏一身之名。一跌之后，前功尽弃，其为患也可胜道哉！是故智者戒之也。昔者韩信之用兵也，一举而定三秦，再举而虏魏豹，三举而擒夏说，四举而枭成安君。出奇制胜，变化如神。兵锋所加，敌人授首。盖举无遗策，而天下皆知其不可当也。然当此之时，战虽胜而兵已疲矣，兵虽疲而敌已惧矣。故兵虽不可用，亦不必用也。声恐而气喝之，固足以胜。是以广武君告以传檄下燕，然后举兵临齐，信从其说，卒以成功。然吾以为广武君虽不言，信之计亦将出于此矣。何者？势当然也。夫强弩之末，不能穿鲁缟，势不可用也。伤弓之鸟，可以虚弦下，势不必用也。不可用，不必用，智者固将不用矣。今信之势，何以异此？其所以区区咨计于广武君者，盖大功垂成，不敢不谨也。不然，则安能百举百全而未尝小衄欤！邓禹起身徒步，杖策军门，一见光武，遂论霸王大略，陈天下之大计，此其胸中固有大过人者矣。连兵西讨，所当者破，既定河东，复平关中，威声响震，敌人破胆。诸将劝禹乘胜径攻长安，而禹定计欲待其毙。光武迫之使急进兵，赤眉西走，遂拔长安。已而粮运不断，降者离散，赤眉还兵，长安复失。威名大损，功卒不成。论者皆以为禹之计则然，而光武实迫之使败者。吾独以为不然。斯民涂炭，皇皇无告，奋力拯之，惟恐不及。而况吾胜而彼沮，不进兵将何待也！使其既据长安，大张胜气，分慰居民，合飨士卒，使辩士以尺书风谕威德，则赤眉延岑可指麾而定矣。此韩信破赵之势也。不知出此，乃举弊兵而与延岑合战，败于蓝田，可以止矣，且愤其功之不成，复收馀卒求与贼战，粮运日乏，屡战屡败，岂非禹之才略有所不及，而亦无谋士以传檄之说告之耶？吾观禹之失，而后知识用不用之宜者盖亦难矣。嗟夫！禹之失亦有自来矣。禹令冯愔、宗歆等守栒邑，二人争权相攻，愔杀歆而反击禹，禹懵然无所措，求计于光武，赖黄防而仅能得其首。愔歆，偏裨也，始不能防之，终不能制之，敌人固有以窥我矣。使其能御愔歆而不至于相攻，则栒邑不摇；栒邑不摇则敌人不能窥，而粮运必不乏；敌人不能窥，则馀党不降而自服；粮运既不乏，则居民降附者日众，长安之功，固不在冯异而在禹矣。以此观之，禹实有以取之，而光武何罪哉。语曰：「行百里者，半于九十」。故夫古之智者，尝尽心于垂成之际也。